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建成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是明英宗宠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据《明史》记载，“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智化寺繁盛时占地两万平方米，前后五进殿院，分东、中、西三路，为皇城东部一处显赫的大型寺院。目前智化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共四进殿宇，堪称北京市内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同时又是一处汇集造像、佛经、壁画、音乐等佛教艺术的禅林净土。

　　智化寺在历史上然经过几次修缮，但大体保持了明代风格，尤其是主要建筑的彩画、装饰、雕刻等，都具有明代的特性，屋顶步架、举架及上下昂结构，具有宋、清两代过渡时期的特点，各殿堂中，上有接近宋元的做法，下有靠近清代的形制，智化寺是研究明代建筑，乃至宋元建筑发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故宫古建部专家王仲杰先生说：“如果说恭王府是半部清朝史，那么一座智化寺，就是小半部的明代官式建筑史。”

　　根据智化寺智化门前《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文记载，智化寺“盖始于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碑文的落款为“大明正统九年九月初九日”，为期不到两个月的修建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有关智化寺的史料和智化寺碑文记载的研究，智化寺从建寺到开光时间顺序推断如下：

　　根据智化寺山门汉白玉“敕赐智化寺”匾文记载，“万历五年三月三日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务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郑真等重修”，得知在明万历五年智化寺进行过修缮。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地震，极乐殿(今大悲堂)受损较为严重，清康熙二十年二月，宗玉化缘修缮智化寺。根据极乐殿(今大悲堂)内三世佛背光的底部墨书“康熙甲子春月造·秋月金完奉供极乐殿”题记，可知，清康熙二十三年修缮完毕。

　　智化寺数百年间香火不绝、法事不断，善男信女出出进进热闹非凡。直到清乾隆七年(1742年)，智化寺才由盛而衰。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因公事路过禄米仓，见到智化寺内香火不绝，王振塑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并有明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沈廷芳曾经参与《明史》的校阅工作，熟知王振专权害国，因此他上奏皇帝，请求仆毁王振塑像、拉倒石碑，“以示惩创”。这一奏议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王振塑像被毁，石碑上有关王振的文字均被铲掉，从此智化寺开始衰落。也许正是沈庭芳的这封奏折，使得智化寺保存了明代早期的建筑特征。

　　年间，智化寺建筑破败，栏楯歪斜，戒律难持，寺风日下。寺僧以出租房屋度日。为维持生计，将万佛阁和智化殿中央斗八藻井及天花拆下卖给美国人，使这两件明代宝贵艺术品流失海外，现存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一阿特金斯博物馆和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1931年夏，刘敦桢先生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身份来北平调查古物，“闻城东有智化寺创于明正统间，虽墙垣倾颓，檐牙落地，而规范犹间有存者”，于是进行了初步测绘，智化寺成为他调查北平的第一处古建，当时梁思成、刘南策等人都曾参与。次年秋天，他发现脱误不少，又重行订正补缀，完成了《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此文成为研究智化寺建筑的重要文献。

　　明代建筑介于宋代和清代之间，处于由宋向清变化的中间过程，因而继承宋代传统的地方更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承宋制”。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的承袭宋制，而是在继承宋代建筑风格、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异于宋代建筑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早期的佛教寺院，是以塔为中心的建筑布局。南北朝是中国佛寺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式的佛寺格局，佛寺由以塔为中心改为以佛殿为中心，形成院落式的建筑布局。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寺的鼎盛时期，佛殿已成为寺院的主体。平面上继承了南北朝的传统，以殿堂廊庑等组成的庭院为单元的群落方式，前殿后堂，围以廊院，即廊院式布局，这种布局井然有序，分区明确。

　　宋元时期，禅宗发展迅猛，禅院丛林制度成熟。宋代佛寺基本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并且佛殿地位的更加强化，至宋代末期，佛殿逐渐成为禅寺的中心。这可从南宋时著名的“五山十刹图”中的灵隐、天童、及万年三寺的平面布置中得到证明。宋元禅寺中，祖堂在禅寺内已成为普遍的配置，并且与伽蓝堂相对存在，一般东为伽蓝堂，西为祖师堂。此时，还存在“左钟楼、右轮藏”，“东钟楼、西经藏”相峙的格局。

　　明清时期，寺庙布局的形式更加强化中轴线的地位，更加讲究左右对称的布局，这与明清时期城市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的规划布局有关。宋元时“左钟楼右经藏”的布局形式，到了明代早期，逐渐演变为左观音殿右轮藏殿对置的布局形式，成为明代禅寺布局的典型特征。而单一钟楼也演变为钟楼、鼓楼相峙的形式。明代早期，佛殿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中轴线上出现了两座或两座以上的大殿，法堂虽仍位于中轴线上，但其地位与职能已经更加衰微。此时佛寺形成了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廊院式布局，寺院的布局分为前院和主殿院两部分。前院多建钟鼓楼，主殿院在中轴线上建一门两殿，用廊庑围成长方形殿庭[1]。

　　智化寺作为明代一座较大型的寺院，具有典型的明早期特点，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廊院式的布局。前院山门之内，钟楼和鼓楼左右对置。主殿院为一门两殿，即智化门，智化殿(前殿)和如来殿(后殿)，智化殿前左右为大智殿和藏殿，大智殿内供奉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藏殿内有一具藏经的转轮藏，这种配置体现了明代左观音殿右轮藏殿的典型特征。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的智化寺位置平面图可知，智化寺原由东、中、西三路组成，前院及主殿院外有廊庑围绕。在如来殿的北侧由一墙隔开，并列三个院落，中路为大悲堂、万法堂，东为方丈院，西为一座小庙。智化寺中轴线上的建筑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大悲堂(原名极乐殿)、万法堂(现已无存)，由山门至如来殿殿堂高度逐渐上升，殿内佛像逐渐增大。信众由山门而入，避开市井尘俗，逐殿参拜礼佛，让其从心理和视觉上产生一种佛殿越雄伟，佛法越强大的感觉。

　　智化寺如今只保留了中路的四进院落，南北长，东西窄，平面呈不规则矩形，南北最长为144米，东西最宽为46米，总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现存建筑主要为山门、钟楼、鼓楼、智化门、藏殿、大智殿、智化殿、如来殿(万佛阁)、大悲堂(原名极乐殿)(图1、图2)。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通常表现为纵横成行的柱列。一般在大型官式建筑中，柱列均纵横成行，排列规整。小型建筑由于进深较小，有只用檐柱，不用内柱的情况。随着使用功能的变化，为了扩大礼佛空间，辽金时期的建筑上多使用减柱、移柱的做法，尽管带来了构架的复杂性，但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效果[2]。

　　明代在建国初期，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大汉民族文化，标榜自己皇权的正统地位，极力推从唐宋时期的文化，在《明会典》中有载：“明代立国，事事皆上仿唐宋。”佛教建筑也基本上沿着唐宋传统的规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建筑柱网布置的总体特点是规整严谨、纵横有序。即使因功能布置需要采用了柱子随宜增减的纵架体系时，仍表现为梁架清晰、柱网规整、结构严谨，这是明代大木构架的重要特征[3]。

　　智化寺的柱网布置体现了明代建筑的特点，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不减柱的布局，如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第二类是减柱造的平面，如大智殿、藏殿、大悲堂。

　　智化门，东西三间，南北二间，单檐歇山顶。殿内采用了厅堂建筑平面布置的分心用三柱的做法，四周檐柱上为额枋、平板枋、斗栱，殿内中柱直上承脊檩，前后施单步、双步、三步梁支撑屋顶，檐柱与中柱间施穿插枋。

　　藏殿、大智殿的结构相同，南北三间，东西七檩，单檐歇山顶。平面布局则由于佛教礼仪功能上的需要，两殿都是减去前檐明间两根金柱，但这两座建筑的木构架仍表现为梁架清晰、柱网规整、结构严谨。

　　智化殿，东西三间，南北三间，九檩，单檐歇山顶。殿内中央有金柱四根，但南侧二柱略小，大概是因为大柁自北侧金柱向南直接搭于南侧檐柱之上，实际智化殿的梁架为八架梁而不是九架梁，因此由于前面两根金柱所受重量稍轻，柱径较小。

　　如来殿的金柱、檐柱排列非常规整，如来殿为二层楼阁式建筑，二层为万佛阁，该楼阁建筑采用通柱的做法，即下层金柱向上延伸，成为上层之檐柱，相较而言，比宋代采用的上下层柱子断开、中间加铺作层的做法更简练，而且，通柱式做法增强了楼阁结构的刚性和整体性[4]。

　　明代建筑柱径取值换算成斗口数后，其柱径取值总体上大于宋代的规定，而接近清代的制度[5]。宋代《营造法式》卷五规定，柱径按建筑物的等级确定。殿阁结构的柱径为4.2～4.5斗口(按宋式10分以一斗口计算)，厅堂结构的柱径为3.6斗口，余屋的柱径为2.1～3.0斗口。清代《工程做法》中规定檐柱柱径为6斗口，金柱柱径为7.2斗口[6]。

　　智化寺各殿的檐柱柱径在4.38～4.71斗口之间，平均4.6斗口。智化寺各殿的金柱(内柱)的柱径都比檐柱的柱径要大，金柱柱径在5.43～6.25斗口之间，平均5.58斗口。总得来看，智化寺各殿的柱径要比清代的柱径小，但大于宋代的规定(表1)。

　　明代之前的木结构建筑，檐柱柱径与柱高的比例，历代均不一致，同时代的建筑也各不相同。宋代《营造法式》中规定：“柱虽长不越间之广”。清代《工程做法》中规定了柱高为10个柱径，即60斗口。

　　智化寺内各殿虽然是同一时期的建筑，但檐柱径与柱高的比例除了如来殿下层为1/9.64外，其余各殿都在1/10.75～1/12.32之间。北京现存的其他几座明代建筑的檐柱径与柱高的比例多在1/8～1/10之间。由此可知明代建筑比清代建筑的檐柱要粗一些，虽然檐柱径高的比值不确定，但是为清代最终确定柱径与柱高1：10的规则，奠定了基础[7](表2)。

　　明代建筑檐柱高与明间面阔在比例关系上，基本遵循宋《营造法式》中的“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的原则。在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规定明间置六攒平身科斗栱的宫殿式建筑，面阔77斗口，柱高60斗口，柱高为面阔的77.9%。

　　智化寺如来殿下层檐柱净高357厘米，如来殿的斗口为8厘米，仅为44.5斗口，比清代雍、乾时期的制度略短。如来殿下层明间置六攒平身科斗栱面阔586厘米，合74斗口。檐柱净高为面阔的60.9%，立面总体宽阔，舒朗。又如北京先农坛拜殿，檐柱净高500厘米，明间面阔830厘米，檐柱净高为面阔的60.2%，柱高比清代较矮。

　　智化寺内的其他各殿建筑明间均放置六攒平身科斗栱，笔者对智化门、大智殿、藏殿、智化殿、大悲堂等建筑的檐柱净高和明间面阔也进行了测量。智化殿及如来殿的斗口尺寸为8厘米，其余各殿斗口为7厘米，通过测量的数据显示，柱高和面阔的比值均比清代的比值小，檐柱比清代建筑稍矮。从各殿柱高和面阔的数值来看，各殿根据不同的等级，檐柱与面阔的比例不确定(表3)。

　　古建筑中“生起”的做法流行于唐宋辽金元各代，是古建筑的普遍造型特点。宋《营造法式》对“生起”作了具体的规定：“至角则随间数生起角柱，若十三间殿堂，则角柱比平柱生高一尺二寸；十一间生高一尺；九间生高八寸；七间生高六寸；五间生高四寸；三间生高二寸。”由此可见，平柱与角柱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从明间、次间、梢间，平柱至角柱逐渐增高，每间生高二寸，形成缓缓上升的弧线，“生起”既使建筑外形优美，又增强了建筑构件之间的结构强度。

　　明代建筑檐柱，生起值相对于宋代来说，大幅度减弱，虽然明初建筑都有生起，但已不能形成向心内聚力增加木构稳定的作用，可能只是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追慕古风，上仿唐宋罢了。在智化寺内，如来殿的生起较为明显，从如来殿的正面观看，可以明显看到一条中间低两端高的曲线，但是从目前实测的尺寸来。